人们为什么喜欢跟风？

因为跟风本身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融入集体”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也可能在进化中赋予生物更多的优势。所以的人还是喜欢跟风。

中国古人教导我们“君子慎独”，但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似乎君子更重要的是“慎独”。其实随着公共教育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在私人领域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格，公共生活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一个人可能因为爱亲人而不在家抽烟，但是一旦到了公共场所，就会当着很多人的面抽烟，比如进入无人之地；在餐厅吃饭时，如果餐厅里有几个声音很大的客人，我们自己的声音也会增大；互联网上不同的社区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讨论风格。如果论坛中的人互相咒骂，加入社区的用户将很快学会这些粗鲁的语言.一旦进入一个群体，我们马上就迷失了自我。真实情况大概比这还要糟糕。在公共场合，我们每次都会犯一些错误。我们总会想“这是中国人过马路的方式”、“其他人也是”、“这是社会环境”等等。这种自我安慰可能会让我们暂时感到安心，但是仔细反思之后，当我们的集体行为伤害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点愧疚，我们都太容易被别人影响了。上述现象其实源于人们的追随行为，或者是受他人影响而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1.“乌合之众”的进化优势

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被别人影响？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看成是理性的，就不难解释这种选择。“同居”本身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融入集体”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也可能在进化中赋予生物更多的优势。动物在迁徙时往往成群聚集，因为面对其他捕食者时留在群体中更安全，不仅因为群体的攻击力更强，动量更大；群体的合作也使他们在面对河流、山谷等障碍时产生合作的解决方案；此外，这种聚集也使得捕食者需要平均跑更长的距离来寻找猎物。鸟类在飞行时，如果不能与周围的其他鸟类协同行动，很可能会发生碰撞，两者都会死亡。在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羚羊如果因为基因突变不愿意加入兽群，很可能会因为掉队而死在鳄鱼或猎豹的口中，没有繁殖的机会。对于比较近出现的灵长类来说，它们的进化也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灵长类可以形成非常高效的群体组织。这种组织的形成可能依赖于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了。2014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卷尾猴更喜欢那些能立即模仿其行为的动物[1]。一般认为这种模仿与合作行为直接相关，说明这种“与其他个体保持一致”的模仿行为在高等动物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组织结构和职能的复杂化。当我们融入一个群体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模仿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我们会更喜欢和自己有相同行为模式的人，这和猴子很像。

2.从“乌合之众”行为中获利

虽然已经找到了进化的基础，自然选择鼓励集体行为，但是如果这种适应群体的行为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那么人类完全可以抛弃这种行为。人类之所以长期没有摆脱这样的行为，反而在集体行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是因为在很多场合下，适应群体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从群体中获得一些“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直接的刺激，比如一个人生活在群体中，一旦他和群体中的其他人特别不一样，比如批评领导，讽刺同事，他往往就会被排斥在外，这不仅是这种“利益”也可能是间接的刺激。比如“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本身可能不允许我们马上转化为金钱，但是可以帮助一个人维持更好的人际关系。我们都知道，微信朋友圈充斥着各种编造的新闻，漏洞百出的心灵鸡汤，荒诞的“健康知识”。如果有人总喜欢和其他朋友分享指出错误，那他很可能不受欢迎。相反，喜欢分享心灵鸡汤的暖男，更容易在别人面前留下温柔体贴的印象，从而增加日后从这个群体中受益的概率。当然，现实中的“利益关系”总是比这些简单的例子更复杂：比如，我们之所以有时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以保持与某些规则或群体形成的公认的伦理道德相一致(比如，年轻人让座给老人，猴子互抓脊背)，就是因为个人的这种“牺牲”可能会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所以将来某一天我们也可能会从这种行为中受益。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到了某种“吞声团体”，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从争取权利中获得的收益与他们为之付出的成本相比太多了，所以他们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数”。

3.走向极端的“乌合之众”

但是“乌合之众”还是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但这种集体行为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集体行为模式中可能存在比个体行为更激烈的部分。在勒庞的书中，他这样描述群体行为的狂热：“当他成为一个群体的一员时，他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他想到杀戮和掠夺，并会立即屈服于这种诱惑。意想不到的障碍会被暴力摧毁。人体确实能产生很多狂热的激情，所以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形成的正常状态就是这种愤怒的状态。”纵观人类历史，这种群体狂热并不少见，一旦出现，越来越多的极端观点和行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比较终导致无法控制的悲剧。为什么会这样？

马克格兰诺维特的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极端情况。其实，愿意参与某个群体，愿意按照集体行为模式行事，其实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我们可能愿意和身边的人保持一致，但是如果身边的人没有疯，那么我们还是有理由保持冷静的。假设我们有加入疯狂大军的门槛。如果狂军数量没有达到这个门槛，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冷静的。然后我们可以预测在某种“隐性”社会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加入了狂欢派对，但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唱歌或跳舞。这一刻的气氛很尴尬。然而，在一个活动家众多的社会里，很容易达到每个人心目中的门槛。接下来，平时连话都不怎么说话的人都加入了狂欢队伍。其实这个时候舞蹈的氛围是少数人推动的，但是随着活动的进行，我们已经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而如果这些人再一次掀起活动的新高潮，别人就很容易达到“新高潮”的门槛。而如果这不是一场联欢会，而是一场社会动荡，那么可能会出现一种可怕的局面。格兰诺维特的模型表明，集体行为的极端化趋势不仅与每个人自身的偏好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还与“积极分子”、“活动门槛低的人(如笑声低的人)”等因素的存在有关，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一个集体行为开始时每个人都意想不到的。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在独裁者手册中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一次选举中，如果一个政党需要赢得三个相邻村庄选民的选票，它决定给三个村庄中比较支持该政党的一个村庄一些好处(如、大学或其他公共产品)。这个时候，只要政党能够牢牢把握住两个村有影响力的选民，甚至有可能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因为如果第三个村的公民没有大规模地为政党投票，那么他们很可能在党执政后就失去了利益，如果投票，他们也有可能获得一部分反馈利益，如果成为比较极端的支持者，那么获得利益的可能性还是更大的。这个例子说明，表面上看，似乎每个人都在适应“多数人”的政治选择，但实际上，可能有一些核心成员可以主导集体行为。在鸟类和大象中也有一定的“”作用，在一些重要场合会有所增加。如果你想操纵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乌合之众”的“意志”，你可能不必试图控制和贿赂大多数人。通过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雄心勃勃的人通过向少数能够获胜的群体传递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再加上公众的利益，找出对方不迎合乌合之众的言论或行为，让大家真正抛弃这些人，可能会让思想和行为高度同质化的乌合之众群体变得更加极端，从而完全陷入某种无法解脱的循环。